浙江是革命党人活动较多的地区，新军中有很多同盟会员和光复会员，革命党人和商、学各界及会党也有着密切联系，革命基础较好;同时立宪派也很活跃。武昌起义后，上海的革命党人曾准备在浙江首先组织响应，进行了相应的布置。1911年11月3日(九月十三日)上海先行起义，消息传来，革命党人决定乘反动当局慌乱之际立即举事。11月4日(九月十四日)晚，驻杭州新军发动起义，攻占抚署等各衙门，浙江巡抚增韫被俘。翌日黎明，除清杭州将军德济据旗营顽抗外，杭州全城均被起义军占领。起义军将旗营围困，以炮轰击并进行劝降，直至下午德济始缴械投降，全城光复。起义军入城之初，革命党人童保暄即以浙江临时都督名义出示安民，童在起义前为下级军官，资望难以服众，咨议局的立宪派和一部分革命党人主张以浙江立宪派名流汤寿潜为都督，得到大家同意。11月7日(九月十七日)在杭州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推举汤寿潜为都督，成立浙江军政府。都督之下设政事部，总管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由同盟会员褚辅成任政事部长，许多革命党人在军政府中分任要职，军政大权基本握于革命党人手中。渐江所属各府州县也相继反正，全省很快光复。
南宋初年扈从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的一次政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三月，扈从统制苗傅与刘正彦以奸臣王渊居要职，内侍康履、蓝珪得宠跋扈，诸将功大不能获赏，对高宗赵构不满，在临安发动政变，杀王渊及康履
新莽末年农民大起义。王莽代汉称帝后，对内托古改制，法禁烦苛;对外挑起兵端，加重了人民负担。再加上天灾频仍，人们无法生存，纷纷起来反抗暴政。天凤四年(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等组
东汉末年部分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政而被罢官禁锢，甚至被株连杀害，史称党锢之祸。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政，不仅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而且严重地侵犯了部分官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与太学生
五代时后汉盘剥人民的手段之一，唐末以来，经济萧条，钱币数量过少，流通不便，遂官定以八十文为一“陌” (百)。后汉三司使王章规定民间向官府交钱时以八十文为一陌，而官府支出时却以七十七文为一陌，称为“省陌
官名。辛亥革命后，各省置民政长，为一省行政长官。1912年尚无统一制度，经北洋政府任命民政长的只有山西、湖北、四川、江苏、江西、福建等省。从1913年初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开始，各省
1874—1875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清政府内关于海防问题大争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殖民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边疆遍告危机。1874年(同治十三年)美日联合侵略台湾，清政府以承认日本侵略
辽先后后置五东，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以五京为中心，分全国为上京道、西
李渊军进入长安后的临时约法。李渊在进军关中的途中，为收买人心，曾作过许多临时规定，如，废除所过离宫园苑，将宫女还其亲属;军队屯驻，不得入村落侵扰。攻长安之前， 曾约定，不得犯隋七庙，不得危害代王及宗室
1904年2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东北爆发战争后，腐朽卖国的清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声称双方“均系友邦”，竟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划
齐桓公为争做霸主对邢、卫两个华夏国家的救援。春秋初年，北方赤狄部落大举进攻中原华夏国家，曾一度大败邢国(今河北邢台)，并攻破卫国国都(今河南淇县)。齐桓公听从管仲建议，出兵救援邢、卫。为使邢、卫安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