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间诂

十五卷。清孙诒让(1848－1908)撰。诒让一生著述颇富，曾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名原》、《古籀馀论》、《尚书骈枝》、《周书斟补》等。《墨子间诂》是孙诒让在前代及同辈十余位清代学者所做的《墨子》校注的基础上完成的。孙氏以华本为底本，以明刊道藏本、明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及日本宝历间仿刻明茅坤本相校，同时吸取王念孙、王引之、洪颐煊、俞曲园、戴望诸家的研究成果。正如俞曲园在《墨子·序》中所说：“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份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墨子间诂》所以有这样高的学术价值，是与孙诒让对周礼的研究以及精通文字音韵学有关的。孙诒让精研古文字，《墨子间诂》恰恰得力于孙诒让的古文字常识。黄绍箕称：“先生此书……推篆籀隶楷之迁变以刊正讹文”。如《耕柱篇》：“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诸本均作“三足”。王念孙云：“‘三足’本作‘四足’。此后人习闻鼎三足之说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艺文类聚》、《广川书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博古图所载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属无稽”。孙诒让从王氏之说，但又进一步从古文字角度加以考证，指出：“此书多古字，旧本盖作“二二足”，故讹为三”。黄绍箕又指出，孙氏《墨子间诂》“援声类以订误读。”通声类以校古书，是凡校书者所当晓，《墨子间诂》一书以音声订正讹误之处尤为精审。墨家学说自汉以后历一千五百余年，研读者寥寥可数。清中叶后，注家迭起，至孙诒让始成《墨子间诂》，这不仅是孙氏个人学力所致，更是时代的产物。孙诒让研究《墨子》，已不局限于以诸子证儒家经典，而是重视《墨子》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他是一位爱国学者，面对着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由蚕食我国进而势欲鲸吞的危机，他深为忧虑。俞曲园在《墨子·序》中指出：“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当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诒让整理《墨子》，于《墨经》及城守诸篇尤为费心血，孙氏自称“尤私心所窃自喜”，这个事实的确表明孙诒让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刺激下，希望有志之士能够致力于发扬中华民族自己的科学传统。但是他与当时那些荒唐地把西方科学技术归源于墨子，把冉有推为西方几何学传祖，借国粹以抵制新学的顽固派，是不同的。一方面，孙诒让热心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他也热心提倡学习西方科学。《墨子间诂》传世刊本为清宣统庚戌重定本，这种本子以后又有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此次点校以宣统庚戌重定本为底本，校以扫叶山房石印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凡明显的刊刻错误据不同版本改正者不出校语。对孙氏所引各书文字，均据原书对勘，择善而从，并出校语。点校本书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准确地恢复《墨子间诂》的原貌，而不在于校正孙诒让本人所做的误校误释。曹镜初、王壬秋、吴挚甫、王树楠、刘师培、陶鸿庆、尹桐阳等人的《墨子》校注，均有《墨子间诂》不及之处。特别是张仲如的《墨子间诂笺》、李笠的《墨子间诂校补》、刘再庚的《续墨子间诂》，更是直接补正《墨子间诂》的缺误的。